Gabriel Henri Ernest Richard （加布里埃尔•亨利• 欧尼斯特•理查德），1883年7月22日出生在法国旺代省圣安德烈-特雷兹瓦（Saint-André-Treize-Voies）。圣安德烈-特雷兹瓦是法国西部的一个小市镇，奧尼翁河（l’Ognon）从镇上流过，为宁静的小镇带来了宜人的风景。在理查德出生的时代，圣安德烈-特雷兹瓦的居民仅1200人左右，到今天也不足1500人。2016年，圣安德烈-特雷兹瓦与相邻的2个市镇合并为新市镇蒙特雷韦尔（Montréverd）。
（圣安德烈-特雷兹瓦所在位置，图片来源：谷歌地图）
（圣安德烈-特雷兹瓦鸟瞰，图片来源：蒙特雷韦尔官网）
从理查德后来的人生履历不难看出，他的少年时代应该在是浓厚的天主教氛围下度过的。1904年6月，21岁的理查德获得天主教会的小品神职（les ordres mineurs, 天主教次级神职人员的品位），同年进入巴黎外方传教会修院学习。两年之后，23岁的他晋升神父。1906年11月14日，理查德受传教会指派，前往中国广东省，从此开启他与这个东方大国近半个世纪的情缘。
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 缩写：M.E.P）是罗马传信部直属的传教会，成立于17世纪中叶，总部设在法国首都巴黎，主要在亚洲从事传教工作。历史上，中国的西南地区、两广和东北，乃至西藏的边缘地带，都是巴黎外方传教会重要的传教区，其中广东的传教活动始于1848年。
理查德到达广东后，先后在潮汕、东兴、罗浮等地从事教会工作，在此期间学会了中文（粤语），并拥有了自己的中文姓氏——“富”，从此成为富司铎、富铎德、富神父。 [注：明清时期的传教士将“祭司”的拉丁文sacerdote（英文priest）译作“撒责尔铎德”，随后的文献渐渐简称为“铎”，“铎德”或“司铎”，其中“司铎”既是音译也是意译，而“神父”则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司铎的称呼。在《钦州市志》等资料记载中，理查德中文名为“富于德”，但未解释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是“富司铎”、“富铎德”的音译，为严谨起见，下文使用曾见诸旧文献的“富司铎”。]
1922年春，富司铎前往钦州（时称“钦县”）一带考察。早在19世纪60年代，现钦州市管辖的灵山县境内就已有天主教传教活动，灵山和钦州先后设天主教堂口。
1925年2月，富司铎成为钦州堂口的负责人，隶属北海教区。初来乍到的他四处寻找落脚之处。次年，他决定在县城板桂街（今四马路与攀桂街交会处西南侧） 购地建设新教堂。教堂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主体建筑是一座单层歇山顶外廊式建筑，坐北朝南，有6间房间，前有300多平方米的庭院，种植花草树木[1]。教堂内附设赠诊所和中法文学校，法属印度支那殖民政府曾提供资助[2]。
（20 世纪 30 年代的钦州天主教堂，引自 1934 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公报》）
富司铎除在钦县县城传教外，还经常走访三那等乡村地区。在他的积极活动下，加上天主教堂提供赠诊、教育等实惠，钦州地区的天主教人数增长明显加快。1925年到1934年间，钦州堂口管理的天主教徒从175人增至340人[3]。钦州天主堂成为区域天主教活动中心，每逢天主教重大节日，“四方教友之来钦过占礼者甚众”[4]。《公教周刊》生动描绘了钦州天主教徒欢庆1930年圣母升天节的情景：
是日（8月15日）堂中装饰，极为华丽。张灯结彩，五光十色，灿烂夺目，非笔墨所能摹写其万一。时至九钟，富司铎开大弥撒，教友跻跄满堂，唱经之声朗朗然，颇行热闹。是日领主者四十余名，弥撒毕已十时矣。教友乃借串炮数万，谓燃爆于堂前，以庆祝圣母玛利亚蒙召升天之荣耀，极一时之盛矣。正午圣体降福。午后三时，开游艺会。晚间复开映电影，剧情系耶稣一生事迹，自从降来世界，至为人赎罪，被钉十字架死，复活升天，计凡四幕，时间长至三小时，由宣道员赵德芳君逐幕说明。观者人山人海，教内外人数虽众，而秩序甚佳。至钟报十一，时将夜午，影画告完，遂闭幕尽欢而散云[5]。
1932年起，富司铎兼任灵山堂口神父。1934年，钦州和灵山两堂口管理天主教徒共计840人[6]。
（富司铎与他的中国传教员合影，引自1935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年报》）
1939年11月，钦州被侵华日军占领。当时富司铎正在三那地区传教，天主教堂被日军洗劫，所幸建筑主体未遭严重破坏。富司铎闻讯后放弃了前往越南避难的机会，迅速返回钦州，当时教堂内尚有中国教徒及其子女40余人。
富司铎回钦后，与日军进行交涉，法属印度支那殖民政府也向日本施加压力。由于当时日本尚未对西方大国宣战，占领钦州的侵华日军作出尊重法国在华利益的姿态，表示天主教堂受日军保护[7]。钦州天主教堂悬挂法国国旗，由此成为难民庇护所。到1940年末侵华日军撤离钦州时，教堂收容的难民人数达800人之多[8]。而在战争爆发前，钦县县城居民尚不足8000人[9]， 可见教堂庇护难民之众。
钦州光复后，地方军政要员对富司铎的义举表示感谢并给予高度评价[10]。
（侵华日军占领钦州期间，富司铎与教徒合影 ，引自《台湾日日新报》 日文版1940年1月22日第3版）
新中国成立前，钦州天主教堂内开办学校，除教授天主教相关知识外，也开展婚姻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1948年，富司铎在教堂内开设针线作坊。
新中国成立初期，富司铎获准留在钦州，教堂正常运营并继续开展办学活动，多名教徒及儿童在教堂内生活。新生人民政权征用天主教堂部分场地开办夜校，富司铎予以配合。
1952年，富司铎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同年6月3日， 他因病在钦州去世，终年68岁。[11]
富司铎自1925年来钦州常驻，到1952年在钦去世，前后跨度长达27年，占据他人生五分之二的时光。在此期间，钦州经历了申葆藩“八属联军”统治、陈济棠主粤下的 “黄金时代”、侵华日军的血腥轰炸和军事占领、光复后国民党政权的风雨飘摇，以及新中国的诞生，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富司铎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撰写了大量书信和报告，为后人研究钦州近现代史留下了具有独特视角的珍贵史料。
（富司铎1937年9月手写的信件，图片来源：法国-亚洲研究中心 Institut de recherche France-Asie）
诚然，富司铎在钦州主要是为了传播天主教，而外国传教士在华大规模传教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渗透的手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富司铎作为钦州这座小城里唯一一名金发碧眼的“洋人”，面临诸多非议甚至敌意。在他的报告中，不乏天主教徒被劫被杀的记述。
但客观上，富司铎在钦生活20多年，赠医施药、办学育人，为钦州的社会进步和民众福祉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最重要的是，他在日军的铁蹄下，为钦州及周边的数百名平民提供了栖身之所，使他们免遭侵略者的蹂躏，这与“东方辛德勒”约翰·拉贝先生在南京大屠杀中保护平民的壮举一样，都体现了济弱扶倾、生命至上的人性光辉。这一功绩，应该被世人特别是钦州人所铭记。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富司铎离开人世已经72个年头。他去世后安葬在何处？那些被他收容过的难民们可曾祭拜过他？他的助手们和那些在教堂学习生活的孩子们后来过得怎么样？他在法国还有哪些家人，他们可曾尝试寻找过他？这些仍是尚待解开的谜团。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国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也历来讲究落叶归根。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找到富司铎安葬之处，为这位曾经保护过钦州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法国人立块碑，在可能的情况下让他以某种方式回到家乡，或让他的亲人来钦州看一看，这是一种知恩图报，也是一件促进中法民心相通的善举。
作为生长于钦州的历史研究者，我们将尝试寻找富司铎的亲人，并继续搜集整理法国方面的相关资料，以期挖掘出更多信息；同时也希望知情者可提供相关线索，帮助我们揭开这一段尘封多年的历史，为钦州与法兰西再续前缘。
参考资料：
[1][7]《我方保护下和平的钦县法国天主教会》，《台湾日日新报》 日文版1940年1月22日第3版。
[2] 《1927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工作报告》，第88页。
[3][6] 《1934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公报》，第464—467页，第539—547页。
[4][5]施翰邦：《教闻：广东钦县圣母升天瞻礼盛况》，《公教周刊》，1930 年第 77 期，第 7—8 页。
[8][10]《1941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公报》，第182页。
[9]7587人，〈本县人口总报吿〉，《钦县半周报》，1935年4月4日第3版。
[11]《加布里埃尔•亨利• 欧尼斯特•理查德个人资料》，法国-亚洲研究中心。
撰文：潘扬洋
鸣谢：林境桐、罗雁、黄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