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无数农民离开农村,进城“扎根”,用勤劳和汗水来建设城市。虽然很多新城区是由农民工们一砖一瓦垒砌而成的,但却没有给他们预留容身空间。虽然很多企业借由农民工的努力而发展迅猛,但他们常常会被毫不留情地扫地出门。也许进城打工的道路注定坎坷,但每一个在异乡奋斗的瞬间,都注定会成为这个时代最为宝贵的财富。进入新时代,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回流”。(本组图片选自《时间的力量》画册)
进城:农民工与打工潮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世代居住于乡村的中国农民踊跃进入城市务工。这一自发性的大规模劳动力流动,被形象地称为“打工潮”。
[size=1.2]梦想的阶梯
1997年,在广东省深圳市的高楼大厦间,来自湖南桑植县农村的钟家财正在从事楼面清洗的工作。仅有一根安全带的他,当然知道自己所要面临的风险。但心中那改变现状的渴望,令他无所畏惧,步步向上,最终将自己脚下的每一座楼宇都化为梦想的阶梯。张新民/视觉中国
[size=1.2]窗外的风景
1980年,在广东省开平市纺织厂相对封闭的集体宿舍里,刚刚进入城市的女工们躲在窗后好奇地张望着。外面的喧嚣和繁华,仿佛是另一个与她们无关的世界。这不仅是为了服从管理,更是一种群体的自我保护。安哥/视觉中国
[size=1.2]五湖四海
1997年,在广东深圳一间十余平方米的棚屋里,住了5对夫妻、4对老乡、1对姐妹。如果说宿舍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缓冲区,那么棚屋就是他们理想的孵化器。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聚在一起,不是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只是因为这个地方交通方便且租金便宜。而在各种生活理念、人生规划的摩擦和碰撞中,名为“友谊”和“爱情”的化学反应也由此产生。张新民/视觉中国
[size=1.2]走出宿舍
1985年,当消弭了对城市的恐惧之后,广东省深圳市的农民工们终于开始成群结队地走出宿舍。最初,可能只是去超市的一次采购,或只是随意地闲逛,但对于这些对外面未知的一切都充满好奇的个体来说,不亚于哥伦布的远航。随着无形的心墙被彻底推倒,农民工们终于可以昂首挺胸地走出宿舍,以一个建设者和消费者的身份加入这个城市的居民行列中去。朱宪民/视觉中国
[size=1.2]农民工子弟学校
1999年1月25日,在北京西郊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中,一个女孩隔着玻璃窗羡慕地望着正在上课的同龄人。显然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即便只是分布在城乡结合部、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的民工子弟学校也是那么完美。幸运的是,2015年后,国家逐渐放宽了农民工子女的入学条件,很多农民工子女进入了当地的公立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开始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彼得·罗杰斯/GettyImages/视觉中国
[size=1.2]移动的快餐店
1994年8月11日,北京街头一辆由老旧公交车改装而成的移动快餐车正在营业。尽管农民工生活在城市之中,但城乡收入和福利体系的差异,还是令他们大多无力维持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消费水平。于是,专门为农民工开设的餐馆、旅社、澡堂、医院便应运而生,并在以廉价为标准的农民工生态圈中受到了欢迎和追捧。威尔·伯吉斯/Reuters/视觉中国
[size=1.2]为了孩子
1994年2月28日,武汉市汉阳区钟家村的街道上,一个背着孩子的农村妇女正在为一个城里的孩子擦鞋。这是一张有着多种解读角度的照片,但我们相信,那个低头擦鞋的母亲,含辛茹苦所做的一切,都必定是为了让自己背上的孩子可以拥有一个高于自己的人生。而正是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接力前行,无形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周国强/视觉中国
[size=1.2]“圣诞工人”
2014年12月4日,浙江省义乌市的一个农民工正在赶制圣诞商品。传说中,圣诞老人有一个无比庞大的玩具工厂,为全世界的孩子们生产着圣诞礼物。不过这个工厂并不在北极,而在中国浙江的义乌。据不完全统计,欧美国家80%的圣诞用品就产自这里。方晟/视觉中国
[size=1.2]肩上的重担
1985年,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的某建筑工地上,几个农民工正在烈日下忙碌着。有人将农民工群体的吃苦耐劳归功于他们出生于农村、长期在农业生产中练就的好体魄。有人则认为,农民工群体能够仅凭微薄的收入在城市中生活,是因为从小便省吃俭用、艰苦朴素。这些看似很有道理的说法,其实都忽略了农民工群体肩负的巨大压力。这个世界上从没有所谓天生强大,天生要强也不过是不甘被困难压垮,仅此而已。阿兰·勒·加斯穆尔/Corbis/视觉中国
[size=1.2]奇迹之巢
2007年9月25日,适值中秋佳节,即便往日热火朝天的国家体育场工地,此刻也显得格外冷清。由集装箱改造而成的工棚里,一个孤独的农民工正在准备着自己的晚餐。我们无法感同身受地去了解他内心的寂寞和孤独,却可以见证他和全体工友的努力和奋进。正是他们,造就了这美轮美奂的“鸟巢”,造就了这个充满奇迹的时代。于文国/视觉中国
春运:一年一度的“候鸟迁徙”
春节,对于身处当下大时代之中的农民工群体来说,春节曾是支撑着他们终日在异乡奔波忙碌的精神支柱。“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句看似调侃的话语背后,蕴含的不只有辛酸,还有无比的渴望和殷切的期盼。当数以亿计的人,收拾行囊踏上回家之路时,中国的公共交通系统随即迎来了一场名为“春运”的年度大考。从“通宵排队”到“网络订票”,从“红眼列车”到“高铁时代”,对于每一个不得不经历“春运”的个体而言,时代的变迁正令他们的体验变得越来越好,但这一切的背后也伴随着无数公共交通系统从业者的默默付出。
[size=1.2]候车室的晚餐
2006年1月18日,在北京西客站候车厅里,一位等待返乡的母亲正咬碎泡好的方便面,来喂脚边嗷嗷待哺的孩子。如果要为“春运”选择一种代表性的食物,那么方便面或许是最为贴切的选择。这不仅是因为这种便于携带和冲泡的速食,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春节回家之路,更因为泡面过程中那些滚烫的希望、等待的煎熬、打开的喜悦和欢畅之余的孤寂,都与春运太像了。薛珺/新京报/视觉中国
[size=1.2]爱心接力
2008年1月31日,北方的大雪和南方的冻雨一度令数以万计的旅客被迫滞留在广州火车站。一位女士晕倒后,群众正接力将她送出去。面对渴望返乡的拥挤人群,无论是执勤的武警战士,还是努力让火车再跑起来的铁路工人,都倍感压力。但最坏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候车的人群始终秩序井然,因为春运从来都不仅仅是一场与时间、距离的竞赛,更是一场全社会参与的爱心接力。方谦华、陈奕启/南方都市报/视觉中国
[size=1.2]风雪归途
2011年1月19日,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雪,缺乏准备的旅客只能顶着行李快步通过长沙火车站前的广场。事实上,由于恰逢暮冬,春运之际全国大部分地方的天气一般都不太好,雨、雪、风、寒常常会伴随旅途的始终。但也正因如此,当远方的游子推开家门时,那扑面而来的温暖,才显得格外可贵。郭立亮/视觉中国
[size=1.2]“三分钟”
2018年2月10日16时57分,由深圳开往新疆乌鲁木齐的Z230次列车如期停靠在衡阳站,列车员刘钟与儿子丁丁每年都只能利用三分钟的停车时间完成春节期间的相聚。这一故事因香港著名导演陈可辛执导的短片《三分钟》而脍炙人口。但在每年的春运时,如刘钟般牺牲了自己家庭的圆满,而成全万千家庭团聚的铁路人,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马强/南方都市报/视觉中国
[size=1.2]一票相隔
2011年1月29日,由于没有买到车票,一个小伙子只能隔着车窗玻璃与女友话别。尽管从相关报道来看,这对“异地恋”的情侣,所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一张车票。但除了相伴走遍天涯海角的勇气之外,有时候维系爱情真的只需要一张车票而已。邱伟荣、罗知锋/广州日报/视觉中国
[size=1.2]回家前夜
2014年1月19日春运期间,在广州火车站,一些旅客为了能赶上次日的火车,提前一夜来到火车站的地铁口等待。自从有“春运”这个名词开始,这项全民的年度大迁徙便始终与“熬夜”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铁路还欠发达的时代,旅客往往需要通宵排队才能买到宝贵的车票;而为了赶上回家的列车,旅客们常常还要在候车厅内彻夜守候。在那些日子里,熬夜似乎成了春运的一种必经的神圣仪式,如同除夕夜必须守岁一般。幸运的是,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回家前夜的中国人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葛宇飞/视觉中国
[size=1.2]行 囊
2016年2月3日—5日、长春火车站X 光安检仪器拍下的旅客行李之中,既有小巧的太阳眼镜、时尚跑鞋,也有笨重的微波炉、音响、电脑显示器,形形色色,无所不包。每一个行囊似乎都在无声地述说着一个关于亲情、关于团聚、关于礼物、关于快乐的故事。白石/视觉中国
留守儿童 所得所失
在广阔的农村,进城打工的热潮背后,留给那些目送着父母和子女远去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不仅有生活的重担,更有着漫长等待中的孤独和寂寥。也许离别是为了更好地相聚,但父母和子女所想要的并不只是一张张汇款单和那些来自城市的礼物。
幸运的是,在诸多青壮劳力不得不离乡打工之际,还有诸多来自城市的乡村教师选择了扎根农村。他们不仅是坚守着中国教育底线的“战士”,更是许多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所依赖的“亲人”。
[size=1.2]茁壮成长
2017年5月28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保安乡上镇村的12岁女孩韦艳情,面对镜头露出了微笑。尽管母亲病故,父亲外出打工,使她不仅需要照顾自己的弟弟和妹妹,还要承担所有的家务活,有时还要到山上放羊。面对这些困难,她依旧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宛如那些身边的庄稼一样,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茁壮成长。潘巧文/视觉中国
[size=1.2]求学之路
2016年5月14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的学生正在顺着悬崖攀爬藤梯回家。阿土勒尔村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悬崖村”,居住在这座海拔1400多米村庄中的72户居民出入极不方便。但这些艰苦的自然条件,并未挡住村里15个6~15岁的孩子的求学热情。而在当地政府的关怀下,今天的阿土勒尔村已经用更为安全的钢制“天梯”代替了古老的藤梯,山下的勒尔小学也建起了新教学楼和配套设施。陈杰/视觉中国
[size=1.2]“面对面”
2006年4月26日,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新路湾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钟苏希,正在身边艳羡的目光中与在上海打工的父亲“面对面”地交谈。对于“留守儿童”而言,最大的愿望或许便是可以时时见到自己远在他乡的父母。基于这一点,浙江丽水市遂昌县新路湾镇中心小学定期向就读的100多名留守儿童开放电脑室,让他们通过网络和父母视频交流。梁臻/视觉中国
[size=1.2]我们不孤独
2016年4月29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马头镇文体中心的“足球乐园”,迎来了一批热爱足球的留守儿童。对于这些孩子而言,他们的童年不应笼罩在远离亲人的灰暗情绪之下。即便父母不在身边,学校和社会的关爱,也应该让他们感到自己并不孤独。房德华/视觉中国
[size=1.2]长夜之光
2014年6月11日,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夹寒箐镇么龙小学的学生们上完晚自习后,少数离学校近的学生打着手电筒回家,他们的路程大多在10分钟以内。而在过去,上学就如同一种修炼,摸黑走山路,自己带饭上学,校舍简陋不堪,教学条件更无从谈起。中国乡村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大国贡献了劳动力,同时也在乡村教育上欠下了“巨债”。因为教育软件和硬件的欠缺,以及社会风气的偏失,孩子们在成长之路上也问题重重。吴俊松/视觉中国
[size=1.2]依依不舍
2016年9月27日,山西省永济市韩阳镇的一位老人正带着小孙子送别前往北京经营饭店的女儿一家。孩子依依不舍的举动,生动地诠释了“生别离”的痛苦。郭冶/视觉中国
新农村:城乡一体化和回乡创业
无数农民工奔赴城市,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城市建设,同时也为中国农村自我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动力。当第一批农民工收拾行囊回乡创业之际,他们带回的不仅有资本、技术,更多的是有别于自己故土的发展理念。这些在城市中未能实现的梦想,最终或许将在家乡的沃土上生根发芽。
[size=1.2]紫薇花开
2017年4月12日,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尹集乡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从空中航拍的名为“白云人家”的新型农村社区。这里宛如一朵巨大的紫薇花,绽放在山水田园之间。或许这样的景象太过完美,未必能够成功地大量复制。但正是有了这样的示范区,中国的乡村才在不断进步,改变着昔日落后、闭塞的模样,迈上现代化、城镇化、集约化的道路。李富华/视觉中国
[size=1.2]养殖大户
1982年,在以鸭蛋而闻名的江苏高邮,一位农户正赶着自家的鹅群迈步前进。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昔日“以粮为纲,
其余扫光”的极“左”思潮得到了纠正,全国各地出现了因地制宜,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可喜景象。刘世昭/视觉中国
[size=1.2]以粮为纲
1991年9月30日,北京近郊的农户正在晾晒小麦。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的漫长岁月,中国的农村长期保持着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发展模式。这一被概括为“以粮为纲”的基本方针,既是当时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不高的无奈选择,同时也是人口高速增长、粮食需求庞大的必然应对。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相对单一的生产结构迫切面临着调整和升级。让-吕克·佩蒂特/GettyImages/视觉中国
[size=1.2]欢欣鼓舞
2006年5月27日,江西上高县的民众正在庆祝国家“取消农业税”的消息。自周代推行井田制以来,缴纳田赋、地税便被视为农民天经地义的义务。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政府虽然始终努力降低着农民的负担,但在城乡二元制结构之下,农业税虽然一度在各项税收的比例仅为1%,但对于广大农民而言,仍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有鉴于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游泳/视觉中国
[size=1.2]创业情侣
2013年11月10日,四川省内江市的养殖场内,“85后”情侣夏韬滔和女友王俊正在喂鸡。媒体总喜欢以乡土情怀来渲染大学生回乡创业的动机,而在相关报道中,夏韬滔的女友王俊放弃绵阳月薪近万元的工作,更有为了爱情而抛弃面包的决绝。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每一个成年人做出的选择都必然是基于理性的,如果中国农村的发展没有带来更多可预期的经济收益,或许情怀和爱情并不足以让这对情侣离开条件更为优越的城市,回乡创业。兰自涛/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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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2]《时间的力量》 柴继军 主编